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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电矛盾走向煤炭期货一

发布时间:2019-10-13 06:41:02

  从煤电矛盾走向煤炭期货?(一)

  据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许之敏6月份在江西调研时披露,国家将近20多年未使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截煤”手段,最近被重新用在九江发电厂的煤炭调运上。在接到该厂的煤炭总库存仅能维持全厂半天发电所需,“有可能造成机组全面停机”的报告后。发改委紧急要求铁道部将正在鄂、赣、皖三省交界地区运行的电煤专列“不管其运往那里,先急调九江电厂”。与此同时,九江发电厂的储运分场的龙顺生却在为在内蒙古谈好了价钱的煤炭无法运输而心急如焚,“跑了一圈,买价都谈好了,可是谁来运呢?” “这是单个企业没法解决的问题。”龙顺生说。在电力企业一片“煤荒”的惊呼声中,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乌荣康却“出语惊人”,“实际上煤炭的供应量并不像电力企业认为的那样紧张。”乌会长表示,目前全国的煤炭有1.2亿吨左右社会库存,除了煤炭生产企业库存3000万吨左右、电力直供电煤炭库存1100万吨左右外,还有8000万吨左右社会煤炭库存处于流通环节上。“关键是电厂不应该把眼光只盯在争取计划价格采购煤炭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原煤出厂价格按月同比分别上涨8%、9.3%、10.9%、13.9%、15.1%、18.2%,其增幅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分析指出,受煤炭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冶金、炼焦、发电用煤量持续增加,同时运力难以满足,是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因素”。“电煤紧张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但运输环节作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其‘瓶颈’制约现象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早在半年前,秦皇岛煤炭市场副总经理李学刚在接受采访时便做出了这一判断。据李学刚分析,目前我国海上运力极度紧张,运输价格保持高位,公路煤炭运输则由于“治超”而雪上加霜,而作为煤炭运输主力的铁路也好不到那儿去。在2003年长沙全国电煤订货会上,煤炭供给方希望新增5000万吨的铁路运力,而铁路部门只打算提供1000万吨的增运计划。对于铁路部门不肯增加运力。业内人士分析,“原因很简单,铁路部门可以收取计划外加价费与点装费。”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运力紧张的直接后果是中间环节的费用暴涨,导致煤炭销售价格“水涨船高”,其直接后果是中能电力工业燃料公司(下称“中能公司”)与五大发电集团于7月14日联名“上书”国务院,声称电煤“价格暴涨”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电荒。于是,在“计划”了一番电煤运输的调配后,发改委再次出手,对电煤价格进行直接干预。8月4日,发改委以电文形式,向各省区市发改委、五大电力企业、国家电公司、电监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重要煤炭企业传达了《关于部分地区电煤价格实行临时性干预措施的通知》。实行临时性干预的地区包括河南、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等五个煤炭主产省。通知规定,这些地区的电煤销售以5月底电煤实际结算车板价为基础,在不超过±8%的幅度内,由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协商确定价格。通知指出,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电煤价格干预措施,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电煤价格。要加大对煤炭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力度。国家发改委将会同国家电监会组织对电煤价格和收费的专项检查,尤其是煤炭主产地区的价格主管部门要立即开展此项工作,依法查处不执行电煤价格干预措施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倒买倒卖煤炭、降低质量变相加价的行为,清理整顿中间环节的各种乱加价、乱收费,纠正和查处地方政府部门的越权收费行为,会同铁道部门规范运输市场价格秩序,对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至此,在政府“有形之手”的直接干预下,自年初以来愈演愈烈的煤电之争似乎告一段落。但对于争议双方的企业来说,面临的问题远未解决。一位参与紧急调运的人士表示,由于煤炭与电力部门对于价格均十分敏感,此次被“截煤”的定价问题同样会有矛盾。九江电厂调运室的一位人士所言,“截了总该是要还的。”而等到“还”的时候,价格上的争拗恐怕仍然在所难免。名存实亡的“电煤会”要理清煤电企业之间多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价格恩怨,就不能不提到一年一度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以下简称“电煤会”)。延续40多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是我国最大的物资分配订货会议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订货模式。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协调铁路、电力、冶金等部门的融合,合理配置煤炭资源,平衡地区能源需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年全国煤炭总量的70%以上都在订货会期间确定,涉及近8亿吨煤炭、合同金额近2000亿元人民币。与电煤会相应的另一个概念是“计划煤”,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重点煤炭合同价格,在煤炭订货会上购买的都是国家计划电煤。自1993年放开煤炭价格以来,电煤市场就一直处于“计划煤”与“市场煤”的双重价格体系之下,2001年以后,改成由政府协调下的企业协商,但是由于中国电力正处在改革的敏感时期,为保证电力改革的平稳过渡,“两委”实际上仍对煤价实行指导。据有关人士计算,自1993年放开煤炭价格以来的11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段是市场煤价高于重点煤炭合同价,这期间电力部门与煤炭企业以国家重点电煤合同形式签订的煤炭供应量为20亿吨,由于这20亿吨煤是煤炭企业以低于市场煤炭的价格销售,仅此一项,11年来煤炭企业实际少收入约328亿元。由于两种价格的同时存在,人为地扭曲了煤炭价格,使煤炭行业的利润水平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2003年的煤炭订货会上,这一多年的“积怨”终于全面爆发:在该年度的订货会上,电力部门自始至终坚持“三个不能改变”,否则便不能洽谈订货,“三个不能改变”是:按2002年煤炭订货合同“价格不能改变、合同条款不能改变、订货基数不能改变”,而由于供应紧缺获得发言权的煤炭企业并不买账,导致会上出现多起“脸红脖子粗”的场面。据有关媒体报道,200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在占全国煤炭订货总量50%以上的电煤价格方面始终相持不下。由于双方在煤炭价格上没有达成普遍一致,尽管国家计委从中调解,但订货会上仍然只按原定价签订了40%的国家计划安排购煤合同。 为了避免尴尬的局面再度上演,2004年的福州煤炭订货会发改委有备而来,首次出台了煤电价格联动的政策,允许发电用煤价格每吨上涨不超过12元,同时允许发电厂上电价每千瓦时上涨7厘,销售电价每千瓦时上涨8厘。2004年全国电煤订货会完成重点合同订货4.8亿吨,煤电双方顺利地签下90%的合同。但是根据电力企业有关人士的说法,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电煤合同订货量也仅占电力企业全年用煤量的1/3不到。电力企业还需购置大量的市场煤,电煤合同无法满足电力企业对电煤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签订的订货合同中,很多只签了数量而没有签订具体价格。传统的煤炭交易方式无法从交易数量、价格方面满足双方的需要,这种订货方式基本上已经出于有名无实状态。 连续数年身陷无休止的“口水战”,调解乏术的国家发改委也对这种斡旋感到厌倦。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2004年煤炭订货会上的一番话表明政府已经厌倦了在电力行业和煤炭行业之间两头受气的局面,张国宝表示:“我负责这个煤炭的订货工作和煤炭工业的生产第五个年头了,从第一个年头的订货会上,我就大声疾呼,要改革目前这种(煤炭)订货的制度,我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我希望从明年开始,是不是能够用其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煤炭订货会的形式。” 然而对于发改委走还是留,电与煤之间的立场迥异。 煤炭行业的普遍看法是:福州会议上的“煤电价格联动”不但未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而且引发了“计划电价”与“市场电价”的矛盾。与其这样半推半就地联动,不如将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市场,由市场的力量自行调节。但是,电力行业的分析人士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替代煤炭订货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双方的争端。甚至《中国电力报》此前撰文说:“无论采用什么订货形式,从眼前来看,发改委难脱其身。”电力行业的态度明确:在煤炭和电力行业的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发改委必须发挥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来对煤电价格之争进行调解,如果处于产业链顶端的煤电发生了问题,整个工业体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动荡很难预料。 无论发改委是否抽身,煤电价格双轨制的时日看来已经不多了。在2004年7月召开的煤炭经济运行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指出,《煤炭交易规则》将酝酿推出。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表示,煤炭价格指数会随后出台,有关部门还将创造条件培育期货市场。 濮洪九指出,从行业收益分配看,煤炭价格确实不合理,有必要放开电煤价格,理顺煤电价格关系,调整行业之间利益分配关系。濮洪九透露,国务院十分重视理顺煤电价格关系,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按照市场取向,下决心理顺电力煤炭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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